空隙里的微光

赵松



为了回想起这个名字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或许首先需要我尽可能回到当时自己的那种状态，具体地说，也就是需要回想起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那个初冬的下午，还在技术工人学校读书的十七岁的我，在和平路与光明街交叉口那家新华书店里买书的场景。天气并不算很冷，但要是没戴手套就骑自行车的话又足以冻僵你的手，这样进入那幢日式建筑里就会被那种温暖宁静的感觉所触动，而在外面看并没什么特别的三点左右的日光透过大窗户玻璃照到里面的红漆地板上时就显得非常的奢华……在我的记忆里，书店里竟然是没有其它人的，售货员似乎也不超过两位，这让我觉得有些不真实，我确信自己的记忆一定是逐渐删除了一些东西，以便使这个场景显得更为纯粹和神秘。翻开当时的日记，想不到里面记载的竟是那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时间漫长。”对于回忆当时的场景来说，这个多少有些夸张的短句实在是毫无帮助，但我在后面的书单里发现了另外一些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当天我买了哪些书，哈代的《远离尘嚣》、巴金的《雾雨电》，还有一本就是《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上海译文一九八三年六月初版，王央乐译，印数为两万七千册，定价为一元两角。

我能清楚地想起当时面对最后这本奇怪的书时的犹疑：这是一个从来不知道的作家的名字，封面图案看起来非常简单，下面是四个黑色的圆形两两相交构成了一个结构均衡的图形，交叉部分以及中间的空白棱形组成了漂亮的星形花瓣，而在中间空白里还有一个小黑圈，这算是一个小背景了，在它上面，有一个圆圈经过了四个圆的中心点，白色的圆圈，在右下的那个黑圆圈里有个很小的白色圆圈，而在左上的那个黑圆圈里则对应了一个是右下小白圆圈一倍的白圆圈，这样，在左下部分又有一个继续增加了一倍的白圆圈，在右上部分也对应了一个……一共六个白色圆圈，它们一倍一倍地增长，最大的就是那个圆周穿过四个黑圆圈中心的，这肯定是个几何题图案，当时我肯定是觉得它很怪异的，而且我想不明白它跟小说有什么关系。翻过两页深灰色的衬页，就看到了内封，它的右上侧有作者的黑白照片，印刷得不大清楚，使晚年的博尔赫斯看上去有点像我们人类的祖先，或者说像一个性情古怪而又衰老的巫术师，他手里拿着一根手杖（据译者说他一直向往东方和中国，还在唐人街里买过小东西，其中就包括一根手杖），或者是一根布绳（这个猜测就有点无法理解了），面部的皮肉明显有些松弛了，略微侧着头，眼神迷离地注视着镜头。阿根廷，对于一九八八年的我来说，实在是一个过于遥远的国度，靠近了南极，得过足球世界杯冠军，家门口的马尔维纳斯群岛被英国人硬抢了去，潘帕斯草原，它也会产生了不起的小说家么？真正优秀的小说家只能在俄罗斯、法国、美国和英国才会有吧。那时我翻看了几页里面的文字，给我的印象跟封面上的那些交叉着的黑白圆圈差不多，实在不知道这个老家伙在写些什么、想要写些什么。我买下它，只是因为它看上去确实非常简练干净，而且只要一元两角。那时或许我想过，我可能永远也不会真正去读它一次。

要知道，那时我正沉浸在《雾雨电》带来的伤感里，那些说话傻乎乎的痴男怨女把我这颗心搅得不得安宁。那时我还没有很多书，在那个书架里，很容易就能看到《博尔赫斯小说集》的黄色书脊，中间还有一条短促的蓝色横道。有时候，我会在午夜睡不着的情况下，忽然抽出它来，随便翻开某一个小说，看上两页，然后再回过头去看译者前言，似乎只有如此才不至于陷入那种令人不安的难懂状态。更为清楚的似乎只是他的生平。“博尔赫斯1899年8月24日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其父是位律师，出身于古老的军人家族，爱好文学，写过小说，其母有英国血统。他从小受的家庭教育使他对英美文学产生很大兴趣，喜爱史蒂文生、威尔斯、切斯特顿、爱伦·坡等作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在英国剑桥、瑞士日内瓦受教育。战后在欧洲各国游历，并在西班牙住了一个时期。1920年开始写诗，与当时欧洲的先锋派文学发生共鸣，参加了西班牙‘极端主义’派诗人的行列。1921年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几个公共图书馆里任职，同时从事写作、讲学、编辑期刊等活动。1923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热情》，接着又出版了《面前的月亮》（1925年）和《圣马丁的手册》（1929年）两本诗集。其后主要从事短篇小说创作。1935年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世界性的丑闻》。1941年出版了《交叉小径的花园》，显示了独特的风格，开始引起拉美文学界的重视。1944年这本短篇集与另一本短篇集《手工艺品》合并出版，名为《虚构集》，是他的主要作品之一。后来，他又先后出版了《阿莱夫》（1949年）、《死亡和罗盘》（1951年）、《布罗迪的报告》（1970年）、《沙之书》（1975年），还有散文诗歌合集《造物主》（1960年）、诗集《老虎的黄金》（1972年）、《深沉的玫瑰》（1975年）。此外还有大量的小品文和文学评论文章。目前，他虽然已过八十年龄，而且视力丧失，但仍然在继续从事创作。博尔赫斯终身从事图书馆工作，历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各公共图书馆的职员和馆长，是一位坚决反对独裁政治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946年至1955年庇隆执政期间，他因在反对庇隆的宣言上签名，被革去市立图书馆馆长的职务，被迫当了市场家禽检查员。庇隆下台后，他被任命为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同时还兼任过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教授。六十年代，曾到美国的得克萨斯大学、哈佛大学等学校讲学。现在已经退休……”

极端主义，宇宙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幻想文学，卡夫卡式的幻想主义……这些名词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实在是不知所云，话又说回来，即使是在现在，我也仍旧不大明白这些词对于理解博尔赫斯的小说有什么指导意义。那些年里，我先后几次试图进入它们，博尔赫斯的文字世界，但都失败了，连门都找不到。第一次是《特隆，乌克巴尔，奥尔比斯·忒蒂乌斯》，这个名字让我想起了某些类似于佛教里的梵文咒语，而那种与百科全书相关的写法让我眩晕不已。第二次是《圆形废墟》，我觉得他写的是个精神病患者，这让我有些厌烦。第三次是《<吉诃德>的作者彼埃尔·梅纳德》，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罗列那些无用的作品，而梅纳德抄下那么一段塞万提斯的谈及历史的文字根本就是一种没意思的把戏。最后一次是《沙之书》，这篇不长的与《圣经》有关的文字让我非常失望，因为我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他太喜欢臆想些什么了，没有对我产生任何触动，不能让我感动。如果要我概括当时的感觉的话，只有四个字最合适，那就是故弄玄虚。在当时我的阅读经验里，感动是最重要的评判因素。就这样我宁愿沉浸在巴金的爱情小说里，并且对欧?亨利的短篇佩服不已，然后，又没头没脑地泡在了司汤达、巴尔扎克、高尔基、肖洛霍夫的长篇里，直到一九九三年的冬天，我才遇到海明威的书，《太阳照常升起》和上海译文出的那个短篇选集，里面有漂亮的钢笔速写插图。当我与这两本书呆在一起一年多之后，当我从《大双心河》所带来的深层震撼里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一九九四年的岁尾了，那个开始弥漫节日气氛的寒冷阴晦的下午，我冒着大雪从新华书店里空手而归，回到我那间狭长的房间里，虽然才四点多，可是因为房间在底楼，光线已是十分暗淡了，我不得不打开台灯，然后把书架里的一些书翻出来，但是它们引不起我的兴趣。很偶然的，在它们的后面，它又浮现了。这一次，是《南方》。

“1871年乘船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个人，名叫约翰尼斯·达尔曼。这个人是福音会牧师。1939年，他的一个孙子，名叫胡安·达尔曼，是科尔多巴街的一家市立图书馆的职员。他已经深刻地感觉到自己是一个阿根廷人了……”我想可能是第一个短句触动了当时的我，一个非常遥远的年代，一个人，乘船，来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有比这更孤独的意象么？甚至包括他的名字，似乎也可能是所有外国人名中最孤独的一个吧。而且他还是个牧师。如果不是为传道，或者逃亡，他怎么可能会跑到这么遥远的地方？而提到他的孙子时，已是六十八年后的事了。这样漫长的时间本身，难道不就是种种不可思议的故事得以发生的最好土壤么？毫无疑问的，他的孤独，是对祖父那种孤独的更深一层的延续。如果说他祖父在面对异乡的芸芸众生时传经布道的孤独因为宗教精神而显得有些神秘而庄严的话，那么长年生活在书籍的世界里的他，胡安·达尔曼的孤独则是无边无际的、无所依托的。他之所以会“深刻”地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阿根廷人了，不过是为了使自己的生活有那么一个说得过去的支撑点而已，以缓解或掩饰曾经有过的那种浓郁的无所归属的感觉。解决孤独的最好办法似乎就是走向具体，而不是沉陷于抽象之中，他祖父选择了越过重洋到遥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布道，而他，则在一种朦胧的浪漫情愫与败血症痛苦的双重促动下选择了外祖父留下的南方荒野里的庄园，诱惑他的，不过是那里芬芳的桉树、玫瑰色的宽敞住宅（它一度是鲜红色的）。事实上，现实中的孤独无论有多深重，也只是与死亡邻近而已，可是过去的孤独，则是与死亡同在的。他用行动，验证了这个道理。那本魏尔版的《一千零一夜》意外地带给他败血症，让他在地狱的边上转了一圈又回来了，而现实中庄园之梦驱使之下的南方之旅，则将他带到了死亡面前。解决孤独的最有效的方式不是别的，只有死亡本身。当然，死亡总是意外的。或许有可能产生奇妙感觉的，只能是通往死亡的过程，可以是公交车，安静得就像院子似的宪法广场，那些街角、广告牌子、属于新的一天的黄澄澄的天光、巴西街酒吧里的那只诡异而安静的大猫、空荡荡的列车、原野……它们是朴素的，而对这种朴素的发现，难道不是因为死亡的切近么？在故事终结的时候，你仍旧可以把后面旅行部分看作是败血症患者达尔曼在病痛中臆想的过程，而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生，他可能病愈后仍旧会回到图书馆里面对那些没有边际的书籍，不过从本质上说，这个结果跟臆想的结果并没有什么区别，孤独就像那把别人塞给他的匕首，真正被他意识到的时候，总归会带来意外的结局。

在我现在看来，这篇明显带有作者个人生活影子的小说尽管可称优秀，但并不在博尔赫斯最好的作品行列里，它生发于博尔赫斯日常生活的某个瞬间印象，是对某种远离尘嚣的浪漫庄园情结的一次简洁的消解。而之前每每与人提及博尔赫斯的时候，我之所以总是忍不住提到这个小说，其实只是因为它是使我得以进入博尔赫斯的文字世界的一道恰如其分的门，它就像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的那个里瓦达维亚一样，可以开启一个古老而实在的世界。对于眼下这个真正的书籍被广泛而持续地淹没的年代里，忘却已成为普遍的习惯，从这个意义上说，博尔赫斯更像一个古典的作家，一个精通巫术的老人，他随手捏出点典故传闻，就可以炼制出神妙的致幻剂，剂量总不很大，但已足够让有耐心深入其中的人忘乎所以、如入迷宫之中。“世界是一团混乱，时间是循环交叉的，空间是同时并存的，充满着无穷无尽的偶然性和可能性。人生活在世界上，就像走进了迷宫，既丧失了目的，也找不到出路。”王央乐在译者前言里这样概括了博尔赫斯小说的中心思想，这似乎也是西方评论界的某种通常的定论。实际上，迷宫的意义也就是对所谓的“目的”与“出路”的消解。充满偶然性的过程与意想不到的结果，使叙事的趣味与变化获得了意想不到的自由与近乎无限丰富的可能。“博尔赫斯爱读柏克莱、休谟、叔本华，他的这种思想可能就是不可知论、宿命论和唯我主义的混合物。所以他对梦和现实，对生和死亡，往往没有明确的界限和区别。”这样的说法似乎很确定地为我们还原了博尔赫斯思想的营养来源，但这种看上去确定无疑的说法也轻易就停在了普通知识的层面上，因为我猜想博尔赫斯他从没想过要成为一个思想家，他更愿意成为一个手工艺人，喜欢制作那些形象简练而又神秘小巧的东西，他关注并迷恋的是偶然性、或然性，他从前人结束工作的地方发现新的线头以及诸多不确定的神秘因素，然后以自己的方式重新编织起新的物件。在《特隆，乌克巴尔，奥尔比斯·忒蒂乌斯》里，“我靠着一面镜子和一部百科全书两者加在一起，发现了乌克巴尔。”他似乎想要通过这个小说来折射自己的魔法的秘密。“这部小说……其叙述者要省略或者歪曲许多事件，引起各种各样的矛盾，使少数的几个读者――极少数的读者――能够从中预见到一个残酷而平庸的现实。”在那个特隆星球的国家里，“都是――天生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并不认为空间持续地存在于时间之中。地平线上一团烟雾的观念，原野着火的观念，一支没有熄灭因而引起火灾的雪茄的观念，被认为是思想互相联系的一个例子……特隆的形而上学家，不探求真理，也不探求近似的真理，他们只探求大吃一惊。他们认为形而上学是幻想文学的一个分支……他们的理论是：现在是不确定的，将来并不现实，不过是现在的希望，过去也并不现实，不过是现在的记忆。另一个学派声称：全部的时间已经过去，我们的生命仅仅是一个无可挽回的过程的模糊记忆或者反映，所以无疑是虚假的，而且是残缺的。”

午夜里的桌面上一小簇平淡灯光以及周围的暗影对于阅读博尔赫斯小说是适宜的，这个微不足道的光斑既是宁静的点同时也是在漂浮不定中移动的点，这种缓慢的移动过程足以消解历史、现实、幻想之间的差异所造成的殊离感，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一种不确定方向的随时生发的纵深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角与中国东北这个工业城市里的某个角落并无本质的区别。“人的移动，改变了他周围事物的形状。”角度的变化，直接影响人对事物的看法的形成。博尔赫斯的这本小说集让我对房间里的其它书籍的存在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兴趣。当你把这本小说集与海明威的小说集放在一起，甚至与《易经》《左传》这样的书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重要的不是它与它们的差异，而是它的存在使得其它书籍之间的差异显得不那么界限分明，通过它这面奇妙的镜子的折射，它们焕发出另外的活力，同时也是模糊的活力，使你意识到这些貌似稳定的叙事模式中至关重要的恰恰是那些不稳定的微妙因素，而捕捉到它们则需要高超的魔法般的技艺。那天晚上，我的朋友G在离开之前有些抑郁地告诉我，这个阿根廷老头子，他的文字，能让某些人暴露出自己疯狂的本质。两个多小时之前，他在窗外跟我打招呼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楼上的灯光投射到他后面的仓房屋顶上，而他的眼镜金属框上也被一缕金黄的光线映亮，我到窗前回应他的招呼的时候，发现他的额头上有很多汗，这似乎不大像冬天里的事，后来想想也正常，他是走了一个多小时的路才来到这里的。他只读过《南方》，并且从此再不想看博尔赫斯其它的作品了，他甚至不想为此找到合适的理由，不想与我发生任何辩论，在我有意提及的时候，他也近乎高傲地保持沉默。后来他告诉我，其实他认为博尔赫斯的诗更接近于完美，但我的观点恰恰相反，我无法忍受那些诗里的欧洲学者式的做作。为此他甚至与我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的争吵。为了辩论的有效，我把战火引到了《战争与和平》甚至还有《红楼梦》那里，用两种截然相反的方式证明它们各自的伟大与平庸之处，从而来反证他对博尔赫斯作品的偏执爱好和某种无知。这种诡辩式的争论使我获得了胜利，也伤了他的心。我们在很长时间里不再说什么了，他只是坐着，近乎寂静地坐着，抽着烟，喝着那只玻璃晾水杯里的白开水。午夜零时过后，他不声不响地离开了。而我则拿起那本小说集，翻到《交叉小径的花园》，慢慢地读下去。这时候，中断了半天之久的暖气恢复供应了，细小的水流声从银白的铁管子里清晰地传出，那种老式的暖汽片里的水正在慢慢蓄满。

在欧洲战史里的某个被忽略了的空白点上切入，博尔赫斯让一个名为俞琛的中国博士成为德国的间谍，为了在最后的时间里把有可能决定一场战役胜负的地名传达给上级，他在被马登上尉追捕的过程中来到了英国的阿希格罗夫郊外的一个古怪的庄园里，找到了那个名字与他试图传达出去的地名相同的人——史蒂芬·阿尔贝，结果却发现此人正是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他所研究的那个名叫崔朋的人竟然是俞琛的祖辈，他的研究是相当深入的，几乎揭开了崔朋的写作与哲学的根本秘密，然而这个意外的发现，并不能改变俞琛作为一个间谍来此地的初衷，他不得不赶在马登上尉出现之前开枪结束了这个令他茅塞顿开的学者史蒂芬·阿尔贝的生命。在这个故事里偶然性的功能获得了极大的释放，一个为德国服务的中国间谍在不得已的选择中竟然发现了关于自己祖先的秘密，而对于寂寞中长久地研究崔朋的文学与哲学的阿尔贝来说，崔朋后人的意外出现，竟然是与死亡同在的。“察见渊鱼者不祥”，知道秘密的人似乎注定是不走运的，阿尔贝也好，俞琛博士也好，都是如此，他们一静一动，在某个交叉点突然相遇，然后又以更为意想不到的方式结束了这个短促而奇妙的过程。有意思的是，这样的一个结局竟没有任何血腥的刺杀与死亡的气息，相反却隐含着一缕温馨而宁静的味道。阿尔贝把自己苦心研究的崔朋的秘密告诉了崔朋的后人，以及俞琛博士枪杀阿尔贝，在最后时刻把一个至关重要的地名传达给上级，随后自己也面对绞刑的结局，二者共同之处在于都在临终前实现了自己的意愿，然而他们所做的一切，其实不管放在整个历史中还是置于历史之外，都是微不足道的，秘密最终只属于他们自己，而不是别人。小说里对时间的谈论是令人难忘的：“他不相信时间的一致，时间的绝对。他相信时间的无限连续，相信正在扩展着、正在变化着的分散、集中、平行的时间的网。这张时间的风，它的网线互相接近、交叉、隔断，或者几个世纪各不相干，包含了一切的可能性。我们并不存在于这种时间的大多数里，在某一些里，您存在，而我不存在，在另一些里，我存在，而您不存在，在另外一些里，您我都存在。在这个时间里，我得到了一个好机缘，所以您来到了我的这所房子，在另一个时间里，您走过花园，会发现我死了。在另一个时间里，我说了同样的这些话，然而我却是个错误，是个幽魂。……时间是永远交叉着的，直到无可计数的将来。在其中的一个交叉里，我是您的敌人。”

与《交叉小径的花园》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另外一个小说杰作，我认为是这个集子里很少为人提及的《瓜亚基尔》，它写于前者二十四年后。在这个小说里，为了获得“秘鲁的保护者”圣马丁将军的珍贵信件的研究权，“我”不得不与可能来自布拉格的齐茂曼教授会面，而在齐茂曼教授奇怪的论调加虚伪的吹捧之下，“我”竟然鬼使神差地在齐茂曼事先备好的放弃研究圣马丁将军信件权利的声明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长久地陷入莫名沮丧的状态里。而真正有意思的是在这个会面的过程中，他们谈论的是解放者玻利瓦尔将军与圣马丁将军的那次迷一般的会面，也正是那次会晤之后，圣马丁将军突然辞职隐退了。这里面的影射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个小说里博尔赫斯显然无意去揭开那个特定历史事件的谜底，因为他很清楚，除了当事人以外，没有人知道真正的谜底是什么。历史是充满偶然的，“神秘是在于我们本身”，齐茂曼博士说得虽然有些夸张，但不失为有道理，“而并不在于语言。”既然被视为学术权威的“我”可以莫名其妙地被心机极深的齐茂曼博士轻易说服并放弃研究圣马丁将军信件的权利，那圣马丁将军在那次秘密会晤中被玻利瓦尔说服并辞职隐退就没什么可惊讶的了。人的神秘个性使得政治的角斗显得复杂难料，胜利者描述的总归是历史的必然性，而真正的埋藏在历史事件深处的偶然性却被人们忽略了。在偶然的交叉重叠的过程中，博尔赫斯就像一个中国古典园林设计师那样在曲折叙述中巧妙而隐秘地使用着对称的技巧。写到这里，我立即就重新想到这本小说集的封面几何图案，那些黑与白对称并且交织在一起的大小不一的圆圈，这个当初令我迷惑不解的几何图案既简洁又复杂地呈现在那里，难道不就是对博尔赫斯叙事艺术的最佳图解么？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由海南新闻出版中心出版的那套三卷本《博尔赫斯文集》的封面，是三幅博尔赫斯的颇为绅士的正装照片：一个正面，一个侧面，一个是端着咖啡杯的悠然自得的半身坐姿。考究的西装、白衬衫跟领带衬托下的，是另外一个博尔赫斯，一个贵族气息颇重的文学大师，他背后应该是众多的崇拜者与文学界知名人士，在美国的大学里，或者在欧洲，讲学的间隙，或者刚刚领取了“国际出版奖”（与贝克特分享）。而与之相对的，那个年迈巫师般的黑白对比极强的神秘气息十足的形象，则显得无比遥远。这恰好可以说明确实存在着两个博尔赫斯，一个生活在现代，享受着文学大师的荣誉与广泛的赞赏，另一个生活在古代，沉浸在时间交叉空间重叠的绵延无际的孤独之中。博尔赫斯是个清楚地知道自己能做什么的作家，在他那里，叙事的趣味取代了其它野心，我想他从不会去奢求自己能像他所崇敬的那些大师们一样不朽。对于自己的位置，他就像对待缓慢到来的失明一样坦然。他应该很清楚自己的局限。而且，正像马尔克斯所说的那样，跟海明威不同，博尔赫斯从不试图突破自己的局限。也正因如此，当纳博科夫这样的重量级同行有些不屑地称他为小品文作者的时候，对于他的成就是丝毫无损的，相反，只能有利于化解外界庸众的盲目解读与模仿所造成的毒害。称博尔赫斯为“作家的作家”是有道理的，他的叙事艺术的奇妙并不适宜于普通读者轻松享用，他们是会感到失望和沮丧的，因为他们会觉得这个人“把人的生活写得毫无价值”，而他的那些貌似哲理的东西看起来又常常是“自相矛盾的”。对于自己为什么写作，他是早已想得很清楚了，同时也足以启发其它的写作者以此自勉：“我并非是为了少数精选的读者而写作的，这种人对我毫无意义。我也并非是为了那个谄媚的柏拉图式的整体，它被称为群众。我并不相信这两种抽象的东西，它们只被煽动家们所喜欢。我写作，是为了我自己和我的朋友们，我写作，是为了让光阴的流逝使我安心。”最后，我很想用博尔赫斯在《无可奈何的奇迹》里对那些神奇的蓝色石片的描述来形容他的文字，我觉得这再恰当不过了：“小石片就像轮盘赌的秘密图形一样，没法找到它的数序。它的总数最多时，达到四一九，最少时，是三。有一个时候，我期待着，或者说我害怕小石片会消失。稍稍经过试验，我证实，一片石片如果与其他石片隔离，就不可能增殖或者消失。当然，加减乘除这四种计算方法都没法用得上。小石片蔑视数学和概率性的计算。四十片小石片可能被除，得商数九；九又被除，却可能得三百。我不知道小石片有多重。我没有天平，但是我可以确定，它的份量始终如一，而且很轻；它的颜色也始终是那种蓝色。”

                                           2007年7月18日星期三

进入重现的镜子


赵松

“我在走廊的一角，在水池那里，扭开黄铜的水龙头，暗淡的光线里，水流在水泥池底溅起微白的水花，捧起来，洗脸，刺骨的冷。从这里能看到走廊的尽头，也可以听到寂静之外的某种声音，某些东西一动不动的呆在那里，让你感到恐慌……”1996年12月29日的中午，坐在值班室的办公桌前，我在这本书的封面后边的那空白页上写了这么一段话。这本《重现的镜子》是陈侗主编的湖南美术出版社的那套实验艺术丛书里的第六种。从把钱寄出去，到这本书来到我的手中，经过了三个多月的等待。那时我发觉自己其实已经习惯于这种特别的漫长等待的过程了。在那个年代期待一本书，对于我来说，未尝不是件略显神秘而又不失单纯的私事。安静等待的过程是好的。而这种安静，对于阅读本身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想想，要是没有这本书的影响，我可能会与阿兰.罗伯-格利耶的那些奇怪而独特的作品轻易地错过，同时也不可能在那个时候就懂得换一个角度，去重新理解我所钟爱的海明威、博尔赫斯、厄普代克，甚至还有张岱、陶渊明等大师的作品。对于当时已然闷头生吞活剥了很多书的我来说，这本书无异于一副及时的解毒剂和健胃助消化的良药。也正是从它开始，我对文学，才可以称得上是真正有了一知半解的领悟。那种感觉，就好像在荆棘密布的山沟里走了数不尽的弯路之后，终于爬上了一座山峰，可以平静一下自己的情绪，放眼看一看周遭的景物了。对罗伯-格利耶这个名字，我心存感激。但并不会崇拜他，也再不会去崇拜任何人，这也是得益于他在这本《重现的镜子》里的教诲。我一直记得他的那段平实明白并且深深触动了我的话：“我不是一个真实的人，但也不是一个虚构的人，说到底这是一码事。我属于一种坚定果断的、装备粗劣的、轻率冒失的探索者，他不相信在他日复一日地开辟着一条可行的道路的领域里先前存在的一切，也不相信这种存在的持久性。我不是一个思想大师，但是个同路人，是创新的伙伴，或是幸而能做这项研究的伙伴。我不过是贸然走进虚构世界的。”

他有时候似乎更像个先知式的人物（当然他肯定会不喜欢这种比喻，不然他也不会将自己定位于“伙伴”、“同路人”的位置上），就算你明知道他是个深谙如何有效地对付传统文学价值体制之道的策略大师，也仍旧不能不被他的言论方式以及其中的思想所震动。尽管他喜欢《新约》，但他非常清楚，做那样的先知式的书写，或者做其它的一劳永逸的、充满深度和意义的书写，对于一个以虚构为生的文学家来说，或者说对一个独立的作者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同时也是徒劳的，那些确定无疑的“思想”、“意义”，或者说所谓的“真理”，在他眼里总归是存在过的事物中最虚伪的那一类：“我不相信真理，真理只是对官僚主义有用，也就是对压迫有用。一种大胆的理论一旦在激烈的论战中得以肯定，成为教义，就会迅速失去其魅力、力量及动力，它不再会是自由的和创新的因素，倒是会乖乖地、不由自主地去为现成秩序的大厦加砖添瓦。”他的所为，不仅仅是在传统的有条有理的织物上烧几个洞，而是像他的某个对手――无疑是学院派的――所焦虑而愤怒地表达的那样，“他在锯断我们屁股下的树枝！”即使是早年在他言辞最为激烈地打击那些传统文学的游戏规则与金科玉律的时候，他的那些对手们也不得不承认，至少在理论的层面上，他，罗伯-格利耶是很难被击败的。而延续到这本被他标上“传奇故事”的小书里，他进一步表现出让那些觉得新小说已成历史的人们觉得出人意料的魔术般的“新”。换句话说，他再次轻巧地跳出了人们小心谨慎地划好了的知识界限，把人们好不容易弄出来的关于“新小说”的模式化思维――或者再缩小一些，把人们对他罗伯-格利耶的那些定义，远远地抛在了身后，而这一次，他用的一种更具迷惑性的、更柔软也更为曲折、充满不确定性的方式。可以想象，当人们在读了几页这本书，刚刚松了口气，以为这个老战士终于也回到传统路子上来的时候，忽然间又不情愿地发现，他的这次创作，比以往的那些可能更难把握也更难命名。

当那匹仿佛梦境创造的马从海里驭着一面古老的镜子出现的时候，至少对于阅读者――我个人是有着某种象征意义的。并不复杂，我只是把它理解为眼下的这本书。它反映的可不是什么布列塔尼海边的景象，相反，它在我这里只反映我自己的意象，我的眼睛，我的梦境，我的记忆和错觉，还有我的缺乏次序的想象。那时候我每天把这本书带在身边，无论是在空寂乏味的办公室里，还在是办事的公车上，还有办公楼内气息潮湿的厕所里，狭窄幽暗的自家小屋里，我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企图翻烂它的那些粗糙的纸页，我紧紧地抓住它，恨不能在几分钟内就把它吃到肚子里，消化得干干净净，为我所有……它是解放者的福音，把我从“现实主义”伟大传统的层层迷雾以及“现代主义”的喧嚣烟火中慢慢地引导出来。直到此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原来是一直处在老老实实地爬行的状态里，而不是站立行走。“那时我23岁，但我今天却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只是到那个时候我才脱离了童年时代。”我觉得这话就是写给我看的。它说的不是别人，就是我自己。有一天我在值班的时候放下这本书，望着外面的后院，还有外面的那些低矮的旧楼房，那些灰色而寂静的窗户，几株枯树，还有淡蓝色的天空，我听到走廊尽头处的那只电水箱在重新加温的声响，还有办公楼对面马路上的车声，隔壁的打字员在睡觉，刚刚打完的汇报材料还没装订好，就那么散放在复印机出口处，路边的那个修自行车的男人不声不响地站在那里，注视着过往的人们，而那个水果摊老板娘则一如继往地探着头在小窗口中，神情暧昧地观察着……这些以往在我看来毫无意思可言的平淡无奇的事物转眼之间都变得新鲜起来，它们运转着，缓慢地，而整个世界都随之膨胀了，越来越难以把握了，像魔方一样不断地变换着彩色的同时也是朴素的几何图案。它打开了牢笼，却并不指出方向，难道这还不够么？似乎只是个闪念的工夫，你已经出来了。

“事物的重要性――加了香料的细香肠或是隐匿在绿树丛中的电灯――并不在于其内在意义，而在于使我们产生了记忆的那种方式。相近的事物之间最重要的联系显然是由――这是众所周知的――一些毫无意义的小事物构成的。”这段被我划了线的话，其实同样也可以用来形容我对这本书的记忆。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自己对这本书的记忆是杂乱无章的。当我试图理顺它们的时候，发现这是件很难实现的事。比如说我会清楚地记住罗伯-格利耶的父亲战后从德国带回一套《席勒文集》并整天闷头翻译的场景，以及当时它对我的那种触动，甚至是感动，忍不住要笑的那种奇怪的感动，还有他们家的女佣人在清理房间之余向问她今晚吃什么的孩子们大声说“大粪李子干！”时的那种粗俗的快意，而没有记住上面的这段现在看来异常深刻的话。在这里我显然有意忽略了罗伯-格利耶的冷静与理性，而是着意于他的幽默感，因为它显然被很多人都忽略了。那么，我是不是做了件舍本逐末的蠢事呢？幽默感，毫无疑问的，是健康心智的表现。而这本小书里，幽默的气息其实是无时不在的，尽管它经常会被理性的冷气所掩盖或者说会因为变幻莫测的印象此起彼伏而被忽视。但这种幽默跟我们熟知的那种说段子的本事是毫无关系的，因为它的本质是冷的、只是晴朗的冬天里不经意地微然一笑而已。

不用刻意去回想我也知道，其实我并没有通读罗伯-格利耶的所有作品。而在我读过的那些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弑君者》《在迷宫》《嫉妒》《去年在马里安巴》《为了一种新小说》和这本《重现的镜子》。对于他后来的那些小说以及电影作品，我一直采取的是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说到底，我并不想去研究整个的他。而最近几年，我差不多是在有意避免与他的作品重新面对，在我心里，这似乎也是个实验，我想知道最终我能记住些什么，会忘了些什么，什么样的东西会长久地留在我心里。在重读这本《重现的镜子》的时候，我差不多找到了我想要的答案。其实，也正是在逐渐远离他的作品的这些年里，我慢慢地意识到，他的小说是封闭的，当然，这里所说的封闭与通常意义上的封闭不是一回事，它指的不是体系化模式化的那种自我封闭，而是指它从一开始就没有给多疑善变而又缺乏主见的传统读者们留下任何可以随意出入的门，只是提供了一些不当不正的似是而非的窗户而已，并且连个梯子也没有提供，如果你喜欢猜测的话，那么猜测的过程在这里就会达到极致，以至于窒息，它的外壳是金属制成的，所有的猜测都像撞击一样在上面形成不了任何痕迹，而只能留下没有什么余波的回音，在它的内部回荡一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涉及哲理、意义、情感的那种沉湎与戏剧的期待在这里都不会得到丝毫的满足，它考验的是你的耐心，它迫使你放弃那种习惯性的敏感心理，最终你会知道它是另一种迷宫，任何挖掘的企图都将会因为在其中找不到出口而陷入尴尬的困境。它的里面随处都是陷阱与空。或者这两者是一回事。你带得装备越齐全，遇到的麻烦就会越多，而且会全无乐趣可言。当你想弄把钥匙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却不得不面对没有锁可开的问题。文本的真空状态反过会不会使作者本人也陷入到某种困境里呢？会不会使他自己的那些矛盾变得异常突出呢？……我对他后期的小说是乐于保持着相应的距离的，那时他更喜欢用电影（当然是罗伯-格利耶式的）的方式来构建他的虚构空间，而直到这本忽然给人一种开放的感觉的作品《重现的镜子》出现，他才重新回到他的文字里。他解决了他的矛盾了么？

这本书的中文版开篇页上，有很大的一块空白，当时（具体时间已无从查考了）我在上面写了一段感触式的文字：“除自杀这一行为之外，你永远也不会有一劳永逸的思考与行动。与生命本身紧紧联系的那些矛盾在根本上是无法解决并消除的，它就像似一个可以死掉无数次的瓶中巨魔那样，会一次又一次地被你的智慧能量封入瓶中加上所罗门的古老封印，然后掷入茫茫大海中，不久之后又一次接一次地在不同的海滩上被你重新拾到并打开，当然瓶子的样式始终都在改变，你的眼光与感觉也在改变，你拿起瓶子的方式也在改变，你不得不带着热情冷静地再次降伏那个巨魔，让它重新回到瓶子里，封上瓶子，直到最后一次，你打碎了那只瓶子，末日降临……”实际上我现在已经无法知道这段话因何而起。因为我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罗伯-格利耶也有他自己不可解决的矛盾，在当时的我看来，他几乎是无所不能的。他的努力，给他带来了新小说旗手的大帽子，即便是当克洛德-西蒙、杜拉等人取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并且毫不客气地对所谓的“新小说”表达出某种很有个性的不屑的时候，“新小说”也已经在文学殿堂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这个过程中，罗伯-格利耶的力量与贡献其实是无人可以取代的。作为结果，或者说成果，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其实不过是策略的成功，就新小说本身而言，其成功在于它们从来不是什么流派的产物，那些先前的与后来的学究们实际上始终都找不到评价它们的方式。罗伯-格利耶的活力在于他从不沉湎于策略里，而不断地向未知领域挺进，他有着随时都可以推倒重来的警醒与尖锐：“为了排除由新实施的漂亮理论所暗中培植而复活的官僚主义，所以到了发掘其他的线索并让这理论公布于众的时候了。既然新小说以肯定的态度确定其意义，规定其法则，把坏学生重新引上正路，让游击队员穿上正规军装，开除自由思潮泛滥者，重新审视一切便成了刻不容缓的事；要把棋子再次置于起点，写作要从头开始，作者重写他的第一本书，要重新考虑：在现时的叙述中，表现这个世界以及表现既是血肉之躯又具有主观意识及无意识思想的一个人所扮演的暧昧角色。”

在这本小书里，他所做的就是“重写他的第一本书”的行动。它既是关于小说的书，也是传奇故事，也是小说，这座新建筑通风良好，似乎到处都有门可入，然而进入其中就会发现，它其实是一种新形式的迷宫，到处都散布着不确定的气息和模糊的映像。连作者本人叙述的家庭史的情节都被置入了多重的视角与记忆所构成的空间里，失去了通常意义上的自传所拥有的确定无疑的话语特权，从而周流不居起来。什么是记忆？什么是回忆？什么是虚构与想象？他用他独特的空穴来风式的写作将这一切的界限统统消解掉了，只有文字本身在流动不已，把人们期待中的理想织物变成了动荡的渊海。还有比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听他重新描述新小说的本质更有意思的事么？“新，就是研究其自身严密的一种叙述。新，就是不可能把拆散的部分理顺，这些部分的界线是不明确的，而且是互相不能适应的。还有，新，就是要把织物变得如青铜般坚实的一种毫无希望的企图……是的，在这种织物里，即在文本里所产生的东西正是当前论战的领域和赌注。新小说不是作为一种盲目的评判者，像神圣的法律那样，对旧小说所掩饰和否定的各种问题（比如说现时问题）佯装不知而向前发展的；相反，它要不停地致力于一种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无拘无束的叙述，并且将它所搏斗的种种逆境精确地表现出来，而这逆境又同时造就了新小说本身，致使这种内在的斗争（从六十年代开始）很快将变成作品特有的主题，其中包括一系列触及各个方面的、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令人费解的、变化莫测的、综合性的、时而脱节时而又重叠的……复杂系统。”

两年前，年过八旬的罗伯-格利耶又一次来到了中国，到了北京，陈侗告诉我，如果想见他的话，这次是个机会，他年纪大了，走动不便，下次什么时候来，能否来，都是未知数了。我去了北京。但我的有意拖沓使我注定不可能见到罗伯-格利耶。我甚至没有见那些老朋友们。我只是花了两天时间处理了点私事，就离开了北京。事实上我是带着这本《重现的镜子》的，也曾在火车上想过是否应该找他签一下名，以志纪念？我在犹豫中到了北京，并且在犹豫中没有联系陈侗，这犹豫其实并不复杂，我还是喜欢让罗伯-格利耶继续活在他的书里。从这一点上说，我做到了。而后来在相关他此次中国之行的那些文字里，我知道了他在人群中的那种随意而孤独的状态，一个沉默的老人，在勉强挨过了人群的围绕以及各种活动的骚扰之后，终于如愿以偿地去了中国南方。我看到他的几幅照片，拍得都异常清晰，背景都是寂静无光的，而他本人则处在光亮的中心，对于我来说，他就在那里，不是在图景里，而他的文字里，从时空的意义上说，他又确实是越来越远了，而这种远，与他历来所虚构的那种世界的状态又是始终一致的，既是实存的，又是难寻边际的。

                                                                                                             2007年2月10日星期六

我始终认为你是一个浪漫而天真的人。一九九二年的春天，你兴冲冲地打电话到班组休息室找我，可我不在，你让我师傅转告我一声，次日下午去厂报编辑部找你。我去了，可是没能见到你。不知是由于太阳离地面太近了，还是因为内心兴奋而又忐忑不安，我一直有种睁不开眼睛、不知所措的感觉，我给你投过一篇改过二十几遍的稿子，我已经没有力量再去修改它了，把它投入信箱的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也坠入了某个并不危险却又陌生难测的深渊里，不能逃脱也不能落底。在你的办公桌上，我看到了那期报纸的校样，也是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文字变成了印刷的字，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还不是这个，而是我的文章旁边有一篇你专门为我的文章写的评论，比我的文章还要长一些。坐在编辑部的沙发里，看着阳光透过窗子倾斜着在地板上留下一块有些变形的方形光斑，我的头脑里只有异常明亮的空白和异常脆弱敏感的空白，而视线所到之处又都是那么的美妙而宁静，包括墨水的气息、散乱在地上的报纸，还有那几盆矫揉造作的盆景和植物。

有些场景想不清楚了，比如，我们的第一面是在编辑部里，还是在通讯员培训班上？我只是清楚地记住了那期通讯员培训班原本并没有我的名额，是你临时找领导争取的。这在当时的年轻人眼中，是一种类似于荣誉的东西，因为入选者不仅可以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坐在教室里听厂报的编辑们讲写作常识，还能被带到海边的渡假村里吃海鲜、联欢、看日出、在沙滩上漫步。过度的兴奋为让一个不谙世事的年轻人做出可笑的举动，我在你讲课的时候，写了一个纸条，意思是说，如果我将来成为作家，一定不会忘了你。下课时我把它递给了你，然后掉头就走开了。我们二十几个年轻人一道去了兴城。你却因为家里临时有事，没有去成。对于那张纸条，你没有任何反应。此后将近有十年的时间，你从没有提到过这张纸条的事。在海边，人们几次提到你的那篇评论文章，还有我的那篇散文，只言片语都足以令我兴奋不已，实际上我并没有意识到，在他们的眼里，一个怪人发现了另一个怪人。我拘谨，腼腆，不善言辞，手里握了本袁宏道的尺牍选集，跟在大家的后面，有种略显尴尬的沉默。有张照片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我当时的心境，看日出的时候，我侧着身体，把衣领竖了起来，初春的海风还很冷，我尽可能地缩着脖子，表情疲惫，皱着眉头，眯缝着有些茫然的眼睛，而左侧眼镜片的后面，则是一点朱红的朝阳，自然弯曲的头发被潮湿的海风吹得越发的粘软了，有几绺搭在了额头上。

在回去的火车上，我又做了件令人惊讶而又显得夸张的事，就是蹲在地上，把座位当成桌子，一口气写完了我的第二篇散文作品《海·日出》。在文章的最后，我情绪激动得难以自抑地把日出称之为黑暗的海奉献给我们这些过客的伟大诗篇，其实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诗。在我写的过程中，不时有人伸出头来看看我。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我这个举动实在有些夸张。但是我当时确实多少体会到了一些写作的畅快。这个新闻很快就传到了你那里。在你的办公室里，你忍不住哈哈大笑，说你完全能想象得出当时的场景，我的样子，以及大家的反应。你笑的时候，眼睛会自然眯起来，牙齿整齐而漂亮，声音略带些鼻音，很富有弹性，有点像合唱团的领唱。我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当时在火车上他们一定觉得我非常可笑。你说不要管他们，笑就笑吧，你还是你就行了。而你呢，我逐渐知道了，你一向喜欢偶尔做些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或者不明白的事。他们不明白你为什么从来都不画妆。也不明白为什么你到了三十岁还不结婚。为什么你从来都不跟女同事们讲自己的生活琐事。不明白为什么你那么讨厌那些喋喋不休的小女人。也不明白你为什么在下班人潮涌动的时候偏偏要穿一身白绸旗袍招摇出厂。你当时的领导为了这些事，没少找你谈心，劝你不要再挑剔了，差不多就结婚吧；要多跟同事，尤其是女同事交流，不要独来独往；在上班下班的时候尽量不要穿奇装异服什么的。你平静地反问领导说，首先，旗袍是国服，为什么不可以在上下班时穿呢？其次，我有男朋友，我只是不想展览他，也不想早早就结婚；而那些喋喋不休的小女人们，实际上永远都是什么都说不明白的。领导很失望地看了看你，提醒你不要过于骄傲、目中无人了。你微笑着摇摇头，不会的。

管你叫廖素，并不是我的主意，而是W的，那个喜欢张爱玲的女孩，我们曾经一起去过你家里。她的文章比我的好。她很有天赋，而我没有，我只有勤奋。她之所以叫你廖素，是因为你素面朝天，从来不施粉黛。也是因为你心地善良、坦诚待人。W去美国之后，还在E-mail里问你的情况，那时我已经到了上海。她跟那个捷克裔美国工程师生了两个女儿，经常跟着他到世界各地去，偶尔会写些随笔，但并不多，更多的时间都花在了看书和教育女儿上。在那张她跟两个女儿的合影里，她看上去健康而饱满，与在抚顺时完全不一样，而她的文字也变得平和冲淡了。她让我转告你，你最后跟她说的那些话，对于她来说，非常重要，谢谢你，她爱你。我把这些话转达给你的时候，你的眼圈有些发红，声音也有些发涩和颤动，你不得不放慢说话的速度，你们曾经发生过争吵，很长时间不再说话，令你异常痛苦，后来，她重新来到了你的面前，却是告诉你她要离开的消息。这一次，她爱了一个喜欢沉默的捷克男人。她跟你一样，在厂里制造了一次新闻。你看，你所关心的，都是跟你差不多的在言行上让别人觉得难以理解的怪人。

无论是天真还是善良，其实都不算什么问题，你最致命的弱点，是你容易怜悯。你甚至会怜悯你的敌人。在你的敌人受到不公正遭遇的时候，你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客观地表达出你的看法，为其辩护。在别人眼里，包括被你怜悯的人眼里，这种行为无疑是可笑的甚至是不可理喻的。因为他们从不会怜悯任何人。他们只喜欢嘲笑别人，他们也喜欢憎恨和诅咒。在不懂怜悯为何物的环境里，其实你注定要一直孤立下去，还要背上名为“愚蠢无脑”的光圈。因为你会本能地怜悯，他们觉得你是那种怎么对你都可以的人，既可以随时谈笑风生，也可以随时把你弃之于污水沟。那个经常拼酒的女人不就是这么对你的么？可是在她醉倒撒泼的时候，你还是会忍不住去帮她一下，因为在她的空虚浮躁情绪里，你又自然而然地开启了怜悯。

这几年来，你与世无争，过着相夫教子的平静生活。你缓慢地写作。与以前的那种强壮的身体状态相比，你现在的身体真可谓麻烦不断。腰间盘脱出令你吃尽了苦头。还有些别的问题。你差不多都已经习惯了。我们见面的时候越来越少了，每次回来，见到你，最后总是忍不住要问你，是不是还在写？听到你说还在，心里就觉得很欣慰。我还记得你的一篇散文的开头部分，写的是你的想象与梦境的结合，渐行渐远的一个人，凌波而去，从长白山的余脉，进入到远古森林的深处……那时候，在我看来这只是你的一时想象而已，并非你的本性所向，你是个满怀热情的人，一个理想主义者，你永远都不大可能转身就离去，做一个不问世事的人。即便是你对身处的环境无比厌倦的时候，你也是带着不服输的心理混合了厌倦的情绪努力支撑着。你永远都学不会与人争夺什么，更是学不会与别人斗法玩头脑，搞微妙的人际关系，你真正学会了的，只有沉默。

这次国庆节回来，给你打了几次电话，都是关机状态。后来就打听朋友，才知道你已离开了宣传部，被调到了远离总厂的西区，做驻站宣传员。我所能想象得到的，是在那个陌生的地方，你躲进某间偏僻安静的办公室里，每天准时上班和下班，除了写稿子以外，就是看看书，或者不声不响地出神，透过窗玻璃，看着不远处林立的炼油装置和储油罐。大多数时间里，你都是那种非常难得的独处状态。这一次，是你自己申请去那边的么？要是遇到了你，我会问你这个问题的。我倒是希望是。实际上，我希望是由你自己来完成这次转身而去的。在那个环境里浸泡多年，你也该到彻底想通的时候了。

                                     2006年10月20日星期五

赵松

从参加工作，到离开单位，那十三年里给我印象最深的领导，除了他，也真就没谁了。之所以说是印象深刻，主要是因为他的形象前前后后从正到邪、亦正亦邪，变化之大完全出乎人们预料。若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的言行其实跟社会倒也还是合拍的。他的那条并不辉煌却也颇多得意之处的仕途，几乎就是跟这巨变的社会同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直到最后安全地转到别的单位做领导之后，他仍旧可以算得上是个成功人士。即使是现在见到他，我可能还是会顺口叫他一声魏书记的。这是一种习惯叫法，同时也能从中感觉得到，他的形象最光辉也最不真实的时段就是在书记的位置上度过的。

从他的面相上，就能看得出，他是个充满渴望的人。这种渴望的程度，在他那个年龄段里，并不多见。他生了双凤目，面庞白净、身材修长，往那里一站，那气度也真是有点玉树临风的意思。在他自己看来，如果不出身贫寒，以他的勤奋跟头脑，早已是功成名就的人了。整个青年时代，他吃了不少苦，直到后来春风得意的时候，谈起那些事情还仍旧会唏嘘不已、感慨多多。后来他参了军，入伍十年，把自己改造成一个那种国有单位里很需要的标准文人，也就是擅长写公用文章的人，给领导写报告、写讲话、写总结计划，他的军人严谨作风，给他加了不少分。在整个系统内，没有不知道他的文名的。按圈内的习惯说法，他其实就等于是领导手中的一枝笔，而不是一个人。我进入这个行当，遇到的第一个前辈加半个老师，就是他。

1992年，在他手下实习的那三个月里，我对他真是佩服得是五体投地。他是党办主任，但不是党委常委，所以他早早就憋着一股劲要干出点样来，给大家看看，当然了，主要是给领导看的。他是那种事必躬亲的人，不管是定思路、改稿子，还是下基层搞调研，他都会亲自操作，整个流程安排得缜密简明、近乎完美。但显然他的上级领导并不在意这些，而他那时又搞不清楚领导在意的是什么，就一直当这个不大不小的京官，而做不成封疆大员。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了休息和生病的时候之外，他每天都会提前一个小时到办公室。当时他对我的要求则是：不要求你比我还要早，但要比其他人来的早，打开水、拖地板、取报纸，这些事情都要做得利利索索，不要让人提醒，这是当秘书的基本功，练的是你的耐性。那三个月，我感觉自己跟刚入少林的和尚差不多，每天做的都是类似于砍柴挑水淘米烧饭的事。此外，没见过什么世面的我，当时也是处处认真跟他学，但由于悟性不高，只学到了点皮毛。

尤其学不来的，是他的干净。一年四季，不管什么天气，他都 要穿白衬衫，这是在部队的那些年里养成了习惯，每天穿下来都要马上洗干净，一件白衬衫绝对不会穿两天。他用过的杯子什么的，都是要定期消毒的。这也还简单，最难的是他每天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自己所有的用具都擦拭一遍，桌椅自不用说了，脸盆、报夹、书柜、签字的笔、门把手、电话等等都要仔细一一的擦干净。这些事一般情况下要占用他早晨的半个小时时间，每当我进来向他报到的时候，总归要看到他拿着酒精棉球慢慢擦拭电话的场景，看得出来，在擦的过程中，他是自得其乐的、甚至可以说是其乐无穷。

他这辈子最为迷恋的，有两件事。其中之一就是文字。就是那种办公用的文字，包括一些政论式的小文章。实际上他也是真下过苦功的，而且在写作公文上确实是严谨之极，每篇文章不论长短都要修改十几遍，改到不能再改为止。用他自己的话说，看文章是别人的事，改文章是自己的事，是有瘾的。他让我看他的一个卷柜，里面整齐地放着厚厚的装订好的用牛皮纸做封面的打印文稿，这是他从事这行当以来所留下的全部文稿。我是很惊讶的，而他则是除了略带得意之外，表情中还有些复杂的意味。我说这些东西要是能印成书就好了。他笑道，那是不可能的，它们，只有我们这行当的人才会需要，对于别的人来说实在是一点用处都没有。这话当时在我听起来有点难以理解，这种无用说，与他对文字的那种迷恋，怎么看都无法平衡起来。 

我的公文写作，是他一手教出来的，但不是在党办的那段时间，而是后来他到我们单位当书记的那几年里。他的要求并不复杂，简练、简练、再简练，要把那些可有可无的字句统统消灭，不作空空之谈，我不要在报告、讲话里看到你的个性，你写的东西必须要中性，只有中性才能客观。他对我最大的启发是公文写作是有法可循的，是可以建立起一套程序的，只要思路清晰、程序明了、内容充实，就不会写不好。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无意中把我从分裂的写作状态里解放了出来。我当时觉得写公文跟写自己的作品是水火不相容的事情，做此伤彼，顾彼又要伤此，实在无法两全，所以就时不时地觉得很痛苦。而他在公文写作上对我的苛刻训练，却让我学会了有意去克制自我意识，逐渐摆脱了那种自我迷恋式的青春期写作状态。这个结果，是我没有想到的，所以他永远不会明白，我对他说，您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写作，并不是客套的话。他满面红光地说，我可不懂文学。不过，他话锋一转，既然是文字上的事，肯定就有相通之处，比如说，结构、布局……当然，我知道这么说也还是表面的。

他做了行政主管之后，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沉浸于另外一种狂热之中。这就不能不说到他迷恋的另一件事，那就是女人。在此之前，他的迷恋表现的很含蓄，大多数情况下不过是微笑着眯起眼睛做出欣赏的样子，同时谈笑风生故作轻松地与心仪的女人交流。此后则完全变了。他先是把几位毕业于师范的基层女人先后调到了机关工作，随后又把她们变成了自己的亲信，整个操作过程虽说也难脱开领导好色的嫌疑，但基本上还是按程序办事的，没有什么过格的事。那几个女人的共同特点就是能歌善舞、熟谙人事，而且都不甘心自己这辈子只是做个普通人。他是真喜欢她们，是那种发自内心的欣赏。那时对于他来说，空闲时最惬意的事就是在办公室里跟她们中的某一位聊天，一聊就是很长时间。 

他的夫人虽然跟他一道出身乡土，但仍旧可以称得上是个美女。让他受不了的，是她的直率与烈性。她经常会突然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里，看看他跟谁在里面关着门聊天。他不在办公室的时候，她会拿着自己配好的钥匙进行临时检查，把他的衣柜、抽屉、文件柜都要仔细翻检一遍。有两次她意外地翻到了照片和套子之类的东西，就对他大发雷霆之怒，把他搞的狼狈不堪，闹的是满城风雨。不过这样的事对于他来说其实并不算什么大事，他反而越发的坦然自如起来。女人天性如此，在与朋友喝酒的时候他如是说道，就是两个字，好妒，有事没事的，她都要生出些事来，不然没法消磨时日的。这种观念支持着他在任何情况下面对那些女人都会镇定自若。后来就算是那几个女人因为争风吃醋而相互的飞短流长攻击来去，他也没有任何受不了的意思，反倒是当起了旁观者，看她们争来吵去的，觉得也是一种乐趣。似乎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他终于参悟透了为官的道理。悟到了什么程度，谁也说不清楚，但有一点是明白的，那就是在单位解体之后，他不但没有因为经营不善和帐目不清而一头摔到悬崖下面，反而安全地到了另外一个单位当上了副书记兼纪委书记，过的是更为舒服自在的生活，另很多以为他必倒无疑的人大跌眼镜。

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单位解体的散伙晚宴上。那天多数的人都是神情黯淡的样子，唯有他自己是神采依旧。他即席做了精彩发言，在我看来那是他职业生涯中最为出彩的演讲之一。然而没有人想听他说些什么。那天晚上他出人意料地放开了酒量，让很多自以为有量的酒席高手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败下阵来。临近午夜时，他走过来，站在我的面前，说我们喝了这杯吧，这也是最后一杯，喝完就散了。我说没问题。他喝了酒，面带微笑地看了看四周，然后又看了看我，说你还记得我以前跟你说的话么？我不知道是哪一句。他说就是当机关干部的两条要素。我当然知道了，不是能办文，就是能办事，否则的话无法在机关立足。他说没错，但是，他收起了笑意，我想告诉你的是更深一层的道理，对你以后会有好处的，那就是，关键还是办事。事情办明白了，怎么样都有理。事情办不明白了，怎么样都没道理。你还年轻，回头慢慢琢磨琢磨吧。话说回来，其实我明白的也有些晚了。说到这里，他长叹了一声，很多事也就那么一回事，但搞文字的人往往都是最后才明白的。
                                                      2006年9月20日星期三